凉山公益列车上众多游客围堵拍摄彝族老人一事，有了官方通报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@成都客运段 在通报最后提醒，“广大摄影爱好者，应充分尊重旅客意愿，文明拍摄，共同维护文明出行、文明乘车良好环境。”
这事源头，的确和摄影者“扫街”拍照有关系。一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，称其在知名的凉山公益列车上看到一群人掏出相机，“围堵”一名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老人拍摄。他呼吁停止以“记录”为名的伤害。
从当时的场景来看，拍摄者们的冒犯已经相当明显：老人已经明确表示不要拍，但以个人之力，很难应对围上来的长枪短炮，个中不适已经不言自明。
虽说这种情况的冒犯意味已经不必多言，但在现实中，还有更复杂、更难辨，却与之实质上颇有相似之处的争议，比如“人文扫街”。在过去，这是纪实摄影常见的一种方式，不少知名摄影作品，都是扫街偶得而成，甚至有不少摄影大家也以此闻名。
但这几年聚富人，针对“人文扫街”的争议和反思，在舆论场域中越发普遍。不少人甚至总结出了当下常见的人文摄影的套路，比如说，拍环卫工和外卖员，再套上一层黑白高对比度暗角滤镜，就成了一张“人文大片”。
抛开常见的对扫街是否侵犯肖像权的讨论，不少人对这类人文摄影所感受到的不适，恐怕是在于摄影本身也象征着一种权力。
在一定意义上，艺术创作本身就可能带有冒犯性。当被观察的主体进入镜头后，其自身的解释权就旁落了。有网友提到，当他在一个寺庙认真看碑文，被一个老外偷拍后，就有预感自己要被描述成“尝试捡起已经丢失的信仰的中国人”。
事实上，也并非这一网友过度敏感。这种不舒服在于，当自己成为被凝视、被阐释的客体后，自己的自主意识就在某种程度上被忽略了。在人们尚未意识到自我解释权的重要性时，这一情况的冒犯性可以被隐藏，但当人们越发在乎自我阐释的重要性后，这一潜藏的矛盾自然浮出水面。
换言之，让很多人感到不适的是，谁给了摄影者“权力”去阐释他者？所谓的“艺术创作”的需求，能高过个人的意志吗？谁赋予了“摄影”的特殊性？
从摄影艺术诞生起，它就代表着一种将主体符号化、使它变为可被凝视的对象的行为。苏珊·桑塔格早就尖锐地指出，“摄影就是对拍摄对象的占有”。
甚至，真实本身就可能意味着一种冒犯：人所想象的自我，总是未必和他人看见的自我相一致。这时候，这种解释权又在谁的手上？如果他者的解读能够逾越个人视角的限制，带来更高的社会价值，这种冒犯本身可以被原谅吗？
譬如说，当摄影者将镜头对准部分贫困地区人民的普通生活时，他到底是在冒犯、解读这群人的平静生活，还是在为他们被看见提供了一个契机？
这很难有一个绝对的答案。
当然，从现实角度来说，绝大多数人想要拍的人文照片，恐怕不涉及这么宏大的议题。在这种意义上，警惕日常扫街可能带来的奇观化，以及其中存在的潜藏的权力不对等，在摄影设备已经日益泛化、社交分享成为普遍行为的当下，是合理的。
以此来说，对于绝大多数想出“人文大片”的人来说，这个矛盾没准有一个很市场的解法：在一些景区里，已经有人付费请人文模特了。让一个蓑衣渔翁佝偻着身子从雾气蒙蒙的桥上走过，花六百元即可。但这种消费引发关于“真实”与“创作”的争议聚富人，又是另一个话题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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